2021年12月3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指导，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民主的质量：当代西方世界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本次会议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与西北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国内多所人权研究机构、高校的教授、研究生近百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与了本次会议。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教授主持会议。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杨宗科教授致辞。杨宗科教授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决不能以某种所谓普遍的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和道路选择。评判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来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侯学华教授指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自古以来就存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态。本质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价值，即“普通民主”抑或“精英民主”。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民主制度建构导致了民主政治极化。中国全过程民主本质上是对西方民主的全方位矫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副教授指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一个好东西。一个政治共同体避免政治衰败、获得政治秩序的关键，不是民主的形式，而是民主的质量。一句话，有质量的民主，才是有重量的民主。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师伟教授指出，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它在本质上批判继承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在观念、制度及实践层面实现了根本性创新，更充分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并由此而使自身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民主。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佟德志教授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民主的上层建筑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表现在资本规则，市场机制和权利冲突等方面。这种内在悖论决定了资本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各种困境，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黑命亦命运动等就是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南枝研究员认为，建国初期的美国资产阶级政体本质上是精英共和。经历了数百年公民权斗争，美国确立了大众民主政治制度，却被浓缩为选举权的平等。近年来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性都在恶化，美式民主日益蜕化为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元副研究员认为，“二战”之后的美国两党史，是不断遗忘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搭建的新政联盟的历史，共和党演化为财阀利益的党，民主党演化为代表专业知识阶层的党，双方在经济议题上的共识，导致美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寡头化。由于二者在经济议题上的高度共识，炒作文化议题就成为赢取选票的关键，共和党获得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民主党获得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支持，产生美国“顶层共识，底层分裂”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美国的根本问题是长期忽略阶级议题所导致的内外失衡。内部失衡表现为两党精英缺乏经济共识和两党底层的价值观对峙，精英集团不愿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并放任价值观分歧撕裂美国社会。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美国精英集团利益全球化，并与各国上层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将国内的等级体系，扩展为一个全球性等级体系，导致一种伪共和形式的寡头统治的普遍化。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孟庆涛副教授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立身之本，是内部自我认同、盟友相互认同及对外认同和推广的理念基础。在理论逻辑上，以个体的自由作为起点，按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权主义”的进路建立起个体—国家的关系。但上述理论逻辑建立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内部关系内部，这种逻辑贯穿到底的结果，或者是形成高度同质化的单一世界性国家，或者是以自身的逻辑对他者进行同质化改造，总之不会是一个多样性共存的世界。因而在实践逻辑上，就表现出了东西之间的文野主义、国际秩序的实力主义、国际格局的霸权主义、政治实践的内外主义，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悖论现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殷之光教授指出，自《德班宣言》颁布后20年，在普遍人权讨论中对种族主义问题的反思，淡化了从殖民贸易到帝国主义，再到今天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忽略了帝国主义及其霸权对今天种族主义抬头所应承担的直接责任。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蒋龑博士指出，在美国，枪支引发的社会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受制于发达的军火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等政治团体的美国政府，徒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在枪支管控上的不作为导致美国在枪支问题上陷入恶性循环的制度症结之中，这就是美国政府在人权“保护”上醒目的注脚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博士指出，按照西方政治传统对于民主的定义，民主制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这种定义是极端违背西方政治精英的基本利益的。一方面，19世纪西方劳工运动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西方政客需要尽可能地把基层群众吸纳到政治体制中，为帝国扩张服务。他们在这个背景下，更改了民主的定义，把民主制等同于代议制和精英统治，使民主制远离了人民，变得“无害化”。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乔巴生博士指出，就人权保障而言，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身信奉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文化传统强加于他国。人权从来都不是一套可以强加于人的西方观念，而是根据人类社会普遍状况所达成的，代表人类共同体所普遍承认的价值体系。人权绝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行地缘政治战略和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应当成为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基于共识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

厦门大学法学院魏磊杰副教授指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清白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国内外反对美国统治的人民变成了罪犯，所以，必须对其深度“祛魅”，以便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促发对替代性政治方案的渴求。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教授指出，西方民主实践表明，西方民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代议制民主异化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在西方的政治过程中，民主本身是用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机制，但在合法性危机的时代，西方民主本身也面临同样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对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参与民主理论作为补救性方案的提出，从一定意义上看，已经展示出民主模式单一性的不可能。然而，参与民主理论的弊端在于重视参与和程序，但是却忽视效果和实质。中国基于自身民主实践的经验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从本质上承认人类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在一定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的民主的真谛的一次回归，为建构人类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在总结环节，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教授指出，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民主的质量，我们除了要关注民主的形式，更要关注民主的质量、民主的制度实效。如本次会议各位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资本民主以资本为本、资本至上，是其内在缺陷，而民主寡头化、种族压迫、人权灾难、对外霸权主义，很难说是高质量民主的支撑论据。在关于民主的理论和制度研究方面，我们需要重视民主的质量这个议题，彰显民主的人民主体性，强调民主的全过程性，推进高质量民主。